其他
周健|农民捐给湖北的蔬菜烂在了库房里
人性周报 · 社会杂谈
19日，有网友在微博爆料，贵州捐给鄂州的蔬菜烂在了仓库……
看了图片后，我们才明白，捐赠蔬菜除了进超市，还可以被烂掉。
发帖的网友说“别个辛辛苦苦捐过来，宁愿放烂也没有安排发放！”
另外，也有不少网友晒图，从网上代买的打包蔬菜50元一袋，三个土豆、两根大葱、一颗白菜。
大自然是无辜的，七分天灾起码搭配着三分人祸。从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、雅安地震、鲁甸地震、抗击疫情，哪一次出现灾难的时候，没有发生一边救灾仓库物资装不下，一边灾民分不到一瓶矿泉水的情况？
我们很多人是健忘的，灾难一过，马上就好了伤疤忘了疼，等到下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大家又手忙脚乱地捐东西，管它什么地方政府、慈善总会还是红十字会，只要自己能把东西捐出去就心满意足。鲜有企业说，我们支持民间公益组织，实实在在来做一把公益。
这次疫情出现后，如果不搞什么慈善总会、红十字会统一调配，让民间公益组织有更多的参与途径；如果武汉能够把本地的社会组织、志愿者调动起来，积极参与到医院、社区、弱势群体的生活物资保障中来；如果基层的问题能够第一时间被反馈被解决，而不是把一个个人变成孤岛；那么就不会出现红十字会仓库里的口罩堆如山，一线医护人员在病区裸奔的混乱局面。
很多时候，政府对老百姓是不信任的。除了这次的疫情，还有这些蔬菜。如果蔬菜送到疫区之后，马上就交给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分发下去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那么多蔬菜烂在仓库里。
很多事情，老百姓往往是不知情。非要等到蔬菜都烂了，被人曝光了，老百姓愤怒了，然后才自上而下来调查，一层一层去问责。最终，在调查和问责的过程中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，远远超过从一开始就把蔬菜发下去所需的时间和精力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说到底，还是政府对社会组织对志愿者的不信任。他们怕自己不管起来就会出乱子，出了乱子就会丢乌纱帽，他们不敢放手让民间公益组织自己去干。
事实上，他们不仅对野生的民间公益组织不信任，他们对自己豢养的慈善总会、红十字会也不信任。他们不让慈善总会、红十字会独立运作，他们安排慈善总会负责收钱，红十字会负责收物。至于这些钱怎么花，这些口罩怎么分，还得政府的防疫指挥部说了算。
归根结底，一些官人看多了身边“雁过拔毛”的事情，他们害怕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也会弄出“雁过拔毛”的事情来，把自己的乌纱帽丢了。再讲深一点，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有一个很强的基因“以恶意去揣度别人的善意”，整天想着的都是“谁要害朕？”
二十几年前，我在北大西门外的操场新村租房子住。女主人在饭馆里洗碗，男人整天在家里睡觉，他们还养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。有一天，我建议男人去买辆三轮车在村口卖馒头，贴补家用。男人不吭声。我说我可以先付你一年的房租，你可以拿这些钱去做本钱。这个时候，他孩子说话了，你让我家卖馒头，是不是这样你吃馒头就不用花钱了？
还有，几年前，我一个朋友的母亲得了癌症，我在北京四处帮他找医生、看片子、讨论治疗方案，准备远程会诊等等。有一天，我对他说，医生说你“摇摆不定”没主意。他就突然对我勃然大怒，一脸懵逼之后，我才明白他是说我含沙射影指责他不给他妈妈好好看病。
以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做底牌，本身又缺乏专业的认知，再加上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傲慢和自负，这是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态。在这社会里，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在想象之外，也都在意料之中。
简而言之，“谁要害朕”这样的基因深入很多人的骨髓，不仅是官员这么想，很多普通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，蔬菜烂在库房里，核心不是官员不作为，是官员不信任社会组织，不信任老百姓，不敢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干。
关于捐赠蔬菜，方方在她的封城日记中这样写道：
除了送物品的人，院门口还堆着大堆芹菜。旁边站着一位貌似社区的工作人员。我从旁边路过，工作人员说，你可以拿点芹菜。我说我家菜够了，可以不要。工作人员说，这里有多的，尽管拿。这就是送给文联大院居民的。我便拿了几根，觉得足够。保安王师傅过来帮我抓了一把，说：“多的是。山东送来的。”
我有点奇怪，便向工作人员询问。得知，这是山东捐赠的芹菜。给了社区，有两吨，太多了。他们送了一些给各厅局，然后拿一些，送给家属。工作人员说，菜已经有点老了，菜心还可以。... ...
其实，以我的看法，如果不是直接捐赠给医院食堂，或是送到有贮藏能力的部门，更合理有效的方式，还是拿去超市，以平价菜卖给市民。超市至少有存放仓库，有分配能力，有散发渠道。而卖菜的钱，或可以捐赠方的名义交给慈善部门购买医疗物品，或可返款给对方，继续送来平价菜，供给武汉市场。这是双赢双益的事。效果远比送到社区好。
自疫情以来，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辛苦异常，要求他们把捐赠的蔬菜再分赠到各处，难度实在太大。尤其现在，人手少，车辆少，一卡车青菜来了，比方两吨，处理起来真不是容易的事。所以我想，哪怕是捐赠，其实也是可以更实事求是一些。捐赠实物如遭浪费，最终浪费的也是捐赠人的好心和善意，以及他们的财产。最终浪费的不仅是捐赠人的财产，更是他们的好心和善意。
“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有设身处地的时候，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本。”方方老师这段话，对某些人来说，可能有些政治上不正确，她怎么没有去批评政府呢？但方方老师的这段话，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客观判断。
给大家讲一个我2008年的故事。
5.12地震的时候，我和新浪论坛联合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叫“灾区直通车”。我们第二天就开始从北京运送救灾物资到四川。我们第一批从北京出发的物资三百件免包扎绷带，13日夜里送到极重灾区的什邡人民医院，马上就用到了病人的身上。
后来，我们差不多运了上百趟飞机的救灾物资，基本上做到了北京头天捐赠，第二天就出现在四川灾民的手里。
这其中的诀窍就是，我们知道当地政府都忙着去救埋在废墟里的人，根本没时间搭理我们。“灾区直通车”第一趟飞机的物资还没有发出，我就委托成都的朋友陈妍，在当地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，负责每天从双流机场把物资运到什邡。
陈妍是一个非常热心又靠谱的人，他们每天去双流机场提三次货，从机场直接就运到什邡，在什邡救灾指挥部登记后，并不把货放到仓库完事，而是直接发到村里面，组织村民来分发。救灾物资发完了，陈妍再拿着村里的签收单，到救灾指挥部盖大红章，把分发的物资核销了，把底单发回北京存档。
2012年，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成立后，我2008年运作“灾区直通车”的模式，就变成了基金会所有项目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原则——知会地方政府，但独立完成项目，不给地方政府增加工作量。
后来，在2013年雅安地震中，我们也采用了同样的模式。我4月20日中午从北京飞成都，带着六车救灾物资到雅安的时候，已经是夜里十点半了。。
路被封了，武警设卡站岗，所有的车都进不去。
我们当时用了最最笨的办法，把救灾物资用三轮车、用板车，用人力，用蚂蚁搬家的方式，一点点搬运到关卡以内，一直忙到早上六点多。
当我们把第一批救灾物资在芦山县发完后，我拿着照片、村里的收条和基金会的法人证书复印件，就到雅安民政局把通行证办下来了。我记得我离开民政局的时候，给我办证的小姑娘还特别加了我的QQ，叮嘱我每天要把发放物资的照片和收条发给她，她好写材料。
我一直认为，在一个良善的社会，人与人之间要充满信任。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彼此猜疑和自我保护之上，这些行为都不会创造社会价值，都是社会的空转行为。浪费人的生命，浪费社会的资源。
如何从点点滴滴的行为去推动社会信任？
就如同我们在5.12地震、雅安地震中所做的一样，首先就是你要去相信每一个人；其次，你要努力去行动，去获得别人的信任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多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就多了，人与人之间的邪恶与猜疑就少了。
回到贵州捐蔬菜的事情上。
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质疑当地政府的不作为。但是事实上，正如方方老师所言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为，不仅仅是官员没有精力，而是包括政府控制之下的街道、社区、一线的社工和本地的志愿者，他们统统都没有精力去作为。
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要说，无论是捐蔬菜的农民，还是捐钱捐物的企业，做善事，不是一捐了之，他们还需要有专业的公益组织来执行，跨越公益组织，直接把物资送到政府的仓库，往往只能满足你澎湃的爱心，而不一定能真正帮助到你想帮助的人。
当然，这次我们一些做物资捐赠的公益组织做得也不好。有些是从网上筹了几千万，然后鼠标一点，转给湖北省慈善总会就算参与了救灾，就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了。做得好一点的，通宵达旦地工作，在全世界买口罩，买完了，送到红十字会就算项目完成。
郑永年老师说：“国家并非抽象，它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，是人民支撑的国家；只要每一个人都像个人的样子，国家必然会像个国家的样子。”
一个国家的改变，一个社会的进步，首先是人的改变。
人的改变，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是第一步。只是今天，我们这个社会，能独立思考的人太少，跟着感觉走的人太多。
人跟着感觉走，就喜欢听阳光明媚的假话，就容易被人忽悠，就容易被板蓝根，被双黄连忽悠。
这些被忽悠的人，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而不管别人和这个社会，这就是钱理群教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，这些是这次防疫中的主流，我们很多人都很难独善其身。
“守护者后盾行动”寻找100位逆行的媒体人请扫描二维码推荐
关联阅读：
3、柳帆的“特别抚恤”应该发给谁？
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 | CC讲坛《梦想的力量》